数字高程模型（DEM）被广泛用于估算全球冰川质量损失。传统的基于DEM的大地测量法只能观测到冰川表面和水面，不能揭示发生在冰前湖泊水面以下的冰川质量损失。喜马拉雅地区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冰湖，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冰川正在加速消融与退缩，与冰川相连的冰湖迅速扩张。前人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冰湖面积和水量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冰湖溃决、洪水灾害风险。然而，冰湖扩张引起的水下冰质量损失在传统的大地测量法中未被考虑，导致喜马拉雅甚至全球尺度的冰川质量损失被大大低估。 为此，第二次青藏科考“亚洲水塔动态变化与影响”科考分队、实验室环境变化与多圈层过程团队张国庆研究员等联合奥地利格拉茨科技大学、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和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对大喜马拉雅山脉（包括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念青唐古拉和横断山脉）冰湖的多期详细制图和分类，结合典型冰湖的水下地形测量数据，详细估算了喜马拉雅冰湖的水量变化，量化了由于湖水替换冰引起的冰川水下质量损失。

湿地甲烷反馈效应是地球系统科学中重要的自然反馈过程。随着全球温度上升，湿地生态系统产生的甲烷微生物活动增加，释放出更多甲烷。甲烷是全球变化中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强效温室气体，这种反馈效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在短期（约20年）尺度上，甲烷的增温效应比二氧化碳强80多倍。自2007年以来，大气中甲烷浓度开始快速增加，在2020和2021年连续两年创下历史新高（图1）。目前，大气甲烷上升的原因尚不明确，但大气中的甲烷碳13稳定同位素含量呈持续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大气甲烷来源的成分中，湿地等自然排放源所制造的甲烷可能是主导因素。

祁连山是青藏高原东北部最活跃的断裂带之一，特别是海原断裂带，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Mw 7-8的破坏性地震。2022年1月8日，祁连山东北缘，青海省门源县发生Mw 6.7地震（图1）。在过去大约35年里，门源地区发生了三次Mw ~6地震，3次地震的发震断层主要位于海原断裂带的冷龙岭断裂带西段。

过去几十年，亚洲水塔河源区正经历快速变暖，影响了下游人口聚居区的水量和水质。然而，现有的多数研究聚焦水量方面，较少考虑水质。鉴于亚洲水塔正持续受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估区域水质对于维持当地和下游地区生计与生态平衡日趋重要。  近日，以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环境变化与多圈层过程团队在《自然综述：地球与环境》（Nature Reviews Earth & Environment）上，发表了题为Securing water quality of the Asian Water Tower的评论文章。该论文以保护亚洲水塔水质为主题，系统阐述了亚洲水塔水质现状、气候变化下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青藏高原东部海拔高、地形复杂，受季风影响显著，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拥有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横断山生物多样性热点。稻城亚丁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腹地，现今平均海拔3700米，其旖旎的高山森林景观引人入胜，是著名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香格里拉的原型所在地。然而，科考证据表明，以稻城香格里拉为代表的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森林景观曾经是一片低地沙漠，直到数千万前才转变为现今的模样。是什么力量驱使亚洲季风渗透到这个地区，绿化了这片沙漠，使之成为世界级的生物多样性中心？

亚洲气候以东部湿润季风气候和西部干旱气候为典型特征，影响着世界上超过一半人口的生活。近年来，极端洪涝/干旱事件的频发，不但严重影响人们的经济生活，也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了解亚洲气候的形成与演化可为未来气候预测、生态环境治理及防灾减灾提供参考和依据。  亚洲季风由东亚季风和南亚/印度季风组成。上世纪，经学者们不懈努力获得了东亚季风于晚渐新世至中新世之交形成（约2500-2200万年）的初步认识。进入本世纪以来，随地层测年手段的不断进步和气候代用指标的长足发展，对亚洲季风起源时间的认识往前推进至始新世甚至古新世（约6600-3400万年）。同时，与之形成发展密切相关的青藏高原隆升研究，也更加深入和细化，对其认识也由晚期（晚中新世-上新世）整体性抬升向早期（古新世-渐新世/中新世）各块体分阶段差异性隆升演进。因此，系统总结和集成现有研究进展，厘定季风形成演化及其与青藏高原差异隆升的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固碳增汇、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极大削弱了森林碳汇功能，严重威胁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据经典生态学理论预测，物种多样性越高，生态位互补效应越大，生态系统抵御外界环境胁迫的能力越强。然而，关于树种多样性高的森林能否有效抵御极端气候事件冲击这一问题，过往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少数生态系统类型研究，缺乏对全球森林的整体认知。 为此，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系统功能与全球变化团队汪涛研究员等，利用全球70多万个森林样方的树种多样性监测数据，结合森林生长应对干旱抵抗力的遥感观测分析结果，详细解析了树种多样性对森林抵抗力的影响机制，绘制了全球首幅树种多样性对森林抵抗力影响的空间分布图。

青藏高原草地对于水源涵养、碳固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及畜牧业发展等生产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青藏高原草地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面临退化。尽管基于遥感和控制实验等手段探究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草地变化的影响，但是对于青藏高原草地时空变化的总体趋势及其驱动机制迄今未系统梳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草地变化的相对贡献仍存争议，进而限制了在青藏高原草地发展有针对性的适应性管理措施和模式。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系统功能与全球变化团队及合作者通过系统研究190多篇有关文献，总结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草地时空变化趋势，依托原位控制实验探究了草地变化的驱动机制，讨论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草地变化的相对贡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尤其是新生代青藏高原古高度变化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古高度重建方法主要有古生物、稳定同位素古高度计和团簇同位素温度计等。其中，稳定同位素古高度计方法最为成熟，已被广泛应用于青藏高原、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以及落基山等古高度重建工作中。 利用稳定同位素方法重建古高度，是基于稳定同位素的“高程效应”原理——随着海拔逐渐升高，地表介质中稳定同位素值逐渐降低。然而，该方法假设数百万年来气候条件基本不变，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造成该方法重建的结果与其它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不一致。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在全球一些地区不同地表介质中（包括冰芯、积雪、雨水、河水等）稳定同位素存在“反高程效应”的异常现象，即这些介质中稳定同位素值随海拔升高而增加。“反高程效应”的出现，不仅违背了同位素分馏原理，而且与稳定同位素古高度计的理论基础相冲突，限制了该方法在古高度重建工作的广泛应用。